话分两头，先说说杨斌在广州所遇之事。

那杨斌得到了梅乐芝经理的若干命令后，又细心想了想，其中不甚明白的地方又仔细询问了一番。

梅乐芝经理那时候忙了一些，但还是耐心回答了杨斌的询问。

梅乐芝经理最后说道：“老杨，你不要过于紧张，要随势而为……可以做下去，你就按照命令做下去，势不可为，有危及人员性命之忧时，你必须回来……按情形的发展看，现在还没有到有危险的时候……人，比所有物资都重要……”

杨斌事实上比较怕与梅乐芝经理说话，他的每一段话都太长了……虽然他总是一副笑呵呵地表情，眼神也很温和……但是他的话有时实在是让人费解，只不过这次算是完全明白了，保住所有人性命，乃是一等一的大事情……这就够了。

杨斌精心挑了一些自己信得过的手下，便带着相关物件就来到了广州城。

他先是联系上了那位幕僚，当杨斌将若干礼物送上去后，那位幕僚倒是对他也真有了几分热情。

这也是和汉唐集团的礼物有关。

当那位幕僚带着汉唐集团送他的一应礼物，回到广州之时，便立刻开始了一系列地精心运作。

他首先将两广总督杜允和的那一份单独列出来，又分头准备了一些其他人的东西，把自己需要的挑选出来，剩下的又分了同僚们一些，人人都要有点，多少是另一回事情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他同时又做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。

这一路上，他的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运转着，如何回话，如何圈圜，每个环节每一句话那都是滴水不漏的。

两广州总督杜允和领着若干有关部门的领导，亲自听取了那位幕僚的报告。

两广州总督杜允和认真听完了报告后，表示非常满意。

他点点头说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些化外之人只是与那红毛蕃们火并，侥幸得胜罢了……他们的人数不过千，还是有男有女……实在不足以侍。”

手下的各部门领导也纷纷点头称是……不过尔尔。

两广州总督杜允和微微笑道：“不过，他们倒也是手巧……竟然造得出银镜来……那玻璃之物也是不错，比红毛蕃的物件好上许多……”

广州巡府孙大年悠悠地说：“如果那些化外之人，可以接受我大明的教化，广州之地倒也可允他们搬来……”

广州布政司王仁点头同意，说道：“如果他们能将作坊搬来，我等还可行他们一些方便……上天自有好生之德，不必让化外之人在那蛮荒之地展转受苦……”

闻弦知雅意……大家一片称道。

那个幕僚面色恭谨如常，但是在心中微微一笑……他当然知道如何把重点转移到这些官老爷们看重的地方了。

除了两广州总督杜允和是真心不经商外，他们哪一位老爷手下不是有若干产业？

当然，他作为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的首席幕僚，在这广州城里是土生土长之人，也是有一点点产业，不过那是不值一提的……

大明成化、弘治以后，由于商品活动的活跃，在流通和销售中产生的高额商业利润，吸引了社会各阶层、各色人等都参与到经商营利的洪流中去。

明初，国家曾有令禁止宗室、勋旧经商货殖。

但到大明中叶以后，宗室“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”，如楚王府所在地，通衢绸帛店“俱系宗室”所有；宦官则帮助皇室经营珠宝、绸缎、古玩等物，其店贵称“皇店”，甚至连正德皇帝也亲自开设酒馆--当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，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设商业店铺的吸引力；首辅高官如严嵩家里开设店号，徐阶“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……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”，这是上层。

在中下层，不少庶民地主离乡进城经营买卖；种田赋重，许多农民也改做商贩或小本经营小摊铺；军人则离岗开店设肆当了业主，自由职业者如和尚也开设“酱食店”、道士创办“线米铺”……这类情形虽前代亦有其例，但都不如明中叶以后那样普遍和有那样多人的投入。

尤其是，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，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，如四民、义利、贾道、治生观等发生根本性变化，原来不齿言利、不屑商贾的士大夫，当然包括其家庭成员，也进入经商队伍，晚明社会“弃儒服贾”、“弃文从商”已蔚然成风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你挣到了钱，你就是好样的，就会受人尊敬……

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，汉唐集团查到过大量关于“弃儒就贾”的实例。

历史有时候总是惊人的相似……

广东地方，向以物产富庶、儒业昌盛、民风淳厚而著称，而到正德、嘉靖年间，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。

广东的一些儒生，在经历了“顶了读书二字，没有别样行业，（又恰遇荒年）……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”的生活后，不免悟出“那秀才是个吃不饱，着不热的东西”之理，因而也不再掩饰追求实利的心态，改为经营生意，甚至甘当店铺从业者，操持簿册账目、执任会计掌事，以解决生计。

那位首席幕僚，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他既有国子监生的资格，而且能诗善画也确有相当的文化造诣，又热衷于社会交往和交游，而支撑这种种文化活动的，正是商业。如果光靠他做幕僚这些收入只能糊口了……他与族弟在家乡广州城里开设了“宝铺”或经营借贷，或出售字墨书籍、古玩器物，等等。

这样，他的幕僚身份就与这商业发展形成了互动关系，相得益彰了。